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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昭明文选》亦称《文选》，史载昭明太子萧统“筑文选楼，引刘孝威、庾肩吾等，讨论坟籍，谓之‘高齐十学士’，成《文选》三十卷。”《文选》辑录先秦至梁诗文七百六十四篇，分为赋、诗、骚、七、诏、册、令、教、文、表等三十六科，可谓“文章之渊薮，述作之楷模”。唐代文选学重要学者李善在《上文选注表》中言，昭明太子搴中叶之词林，酌前修之笔海。周巡绵峤，品盈尺之珍，楚望长澜，搜径寸之宝。可见，尽搜千古八荒，捞漉遗篇辞令，所选之著述皆被文人骚客奉为圭臬。天下士子登科及第，腹饱万言，甚以《文选》为纲，南宋《老学庵笔记》载“国初尚《文选》，当时文人专意此书”，市井坊间皆闻“《文选》烂，秀才半”。
作为“传于今之最古者也”的诗文总集，究竟以何标准选粹，自是与其编者的泛涉和审美密切相关。萧统在《文选》序中给出了答案，“若其赞论之综辑辞采，序述之错比文华，事出于沉思，义归乎瀚藻，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。”而正是在这样的品鉴标准之下，萧统率东宫门士历观文囿，泛览辞林，移晷忘倦编成《文选》。只是，萧统将魏晋以来的文思叛逆摊开在了案牍之上。爬梳《文选》，虽辑录时限已更七代逾千祀，但皆无经子史。在萧统看来，“老、庄之作，管、孟之流，盖以立意为宗，不以能文为本”，所以“今之所撰，又以略诸。”在魏晋之前，“经子通，读诸史，考世系，知始终”的文教风气指向功利，遮蔽了文体的价值与发展。而到了萧统的时代，文学价值观发生了变化。南朝常言，有文有笔。“文”意为辞藻，为审美所需。“笔”意为实用，为政统所用。萧统认为因“用”生文，进一步推演文以致“用”，这与先秦以来“王天下”治政生文的历史逻辑相契合，而他在选文时又以“风格雅正、文词多丽”为权衡，故萧统所选之文是兼含文采与实用之文。
重抒情与辞采为彼时的文学潮流。东汉末年，曹篡汉室，三国纷争，各鼎天下，西晋的短暂统一又遭八王纷乱，而永嘉南渡的局势停歇最终还是走向了南北撕裂。政权的更迭与割据滋生着同样标异反叛的人文，佛玄儒道竞逐，个体意识增强，士子思想活跃，“非汤武而薄周礼，越名教而任自然”成为时代之音。经学束缚解除，正统观念淡化，文学开始专注人性和人格，文学审美渐兴。从建安七子到竹林七贤，情感寄托与文学装饰之风愈演愈烈，那些主讽谏、崇实录的政教之文逐渐被结藻清英、流韵绮靡的抒情小赋代替。就萧统家境而言，南梁皇室能文者众，父梁武帝萧衍深得乐府诗内在精神，其诗文清浅流畅，洗练华美，艳丽可喜。除衍、统、纲、绎外，《梁书》关于宗室的记载频出“好属文”“善属文辞”“制文甚美”等言。甚至名噪一时的宫体文学也归因皇室，正如《隋书·经籍志》谓：梁简文之在东宫，亦好篇什，清辞巧制，止乎衽席之间；雕琢蔓藻，思极闺闱之内。后生好事，递相放习，朝野纷纷，号为宫体。可见文学新气象已遍及红墙内外、庙堂江湖。当然，萧统虽赞赏文艳，但也要求艳而不浮，他在《答弟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》如此写到，“夫文典则累野，丽亦伤浮。能丽而不浮，典而不野。文质彬彬，有君子之致。”在《答玄圃园讲颂启令》中也表达道：辞典文艳，既温且雅。除注重“能文”外，萧统更注重“立意”，这与其父萧衍的储君培养和文化统治是密不可分的。《梁书·昭明太子传》载，梁武帝置东宫侍读学士，殷钧、到洽等充其选，与虞黔娄、明山宾递日为昭明太子讲《五经》。梁武帝以“士人表率”“儒雅麟范”来培养萧统。萧统的文化活动都是以储君的身份展开。而《文选》十学士皆出东宫，实则都为萧衍安排。从某种意义而言，《文选》乃为日后润色鸿业所撰，所选篇目多涉郊祀、耕籍、畋猎、述德、劝励，悉为政教活动和天子之为。在收录陶渊明的文章时，萧统直言：语时事则指而可想，论怀抱则旷而且真。加以贞志不休，安道苦节，不以躬耕为耻，不以无财为病……尝谓有能观渊明之文者，驰竞之情遣，鄙吝之意怯，贪夫可以廉，懦夫可以立，岂止仁义可蹈，抑乃爵禄可辞，不必傍游泰华，远求柱史。此亦有助于风教也。可见，萧衍的训导使萧统对文的立意极为重视，其储君身份决定了《文选》必定要助于风教。
生若浮寄，暂见忽终，萧统的快意人生和故国河川永远定格在了自己的三十岁，但留下了琼浆珍馐般的典赡文集。评及萧选，既言风教，也谈风雅。读书、鉴书、择书当以何为标准？想必萧统给出了答案。《诗经》言：高岸为谷，深谷为陵。此刻，不妨再审视“立意能文”，其实“立意”与“能文”并不矛盾，可谓相得益彰。莎士比亚说，一千个读者，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。古人说，横看成岭侧成峰，远近高低各不同。开卷有益，然尽信书则不如无书，书中的智慧或许为我们量身定做，但我们仍然要学会选择，选择读什么样的书，选择读出什么样的智慧。
（作者：教育学院辅导员 张晨阳）
